现代化进程中不难得出一个常识性的结论:对于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农业最核心的问题是吃饭。尽管农业是不可替代的战略产业,但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由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非农产业的高附加值以及增长的快速性,形成了对经济社会发展难以抵御的诱惑力,导致对中国农业战略价值和战略位置的短视。

□陈文胜

农业是最古老的产业,更是中华民族同根而生的产业,与大国的兴衰息息相关,与世界历史上最为源远流长的农耕民族传统文化如影随形。民以食为天,农业与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改革开放的四十多年前农民没有择业权、没有销售自己产品的权利,终生困守于土地,而且国家只投资建设城市和工业,所有农村的建设包括人民公社时代水利与乡村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农民集资带粮出力,现在农民逐渐成为可以城乡流动的“自由人”,乡村公路、水利以及大多数基础设施建设都是政府投资而不再主要由农民掏钱。四十年前只有几亿人口却饿肚子,粮食连数量都无法满足,现在有十四亿多人口却有满街的农产品卖不出,不仅要“舌尖上的安全”还要“舌尖上的美味”。四十年前农业主要靠人力牛力,占全国82%的近8亿农村人口搞农业需要养活9亿多人口,现在不少偏远山区的耕作与收割大都机械化了,农业的劳动强度前所未有地降低,在耕地面积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只占全国40%多的不到6亿农村人口搞农业需要养活近14亿人口。从1978年到2017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从3.05亿吨增长到6.18亿吨,在人口增加44.4%、可耕地面积每年减少的3000平方公里的情况下,粮食产量增加了102.7%,粮食自给率达到95%,成为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基本前提。

中国是如何来养活14亿人的呢?根据剑桥大学博士Janus Dongye的一篇非常火爆文章《近14亿人的口腹之欲,是如何被满足的?》,中国每年消费6500万吨海鲜,占全球总量的45%,只有1500万吨是捕捞的,其余5000万吨都来自中国水产养殖农场;中国生产了全球84%的丝绸、66%的淡水鱼;中国每年莲藕产量达1100万吨,占全球总产量90%,出口量占全球60%;中国是世界头号菜籽油生产国,产量占全球总量的22%;中国蜂蜜产量占全球30%,美国消费的蜂蜜有1/3直接或间接来自中国;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葡萄产国,产量占全球19.1%;中国每年番茄产量达5630万吨,出口量占全球1/3。

中国四倍于美国的人口,拥有的耕地总量却远远不及美国,而丘陵、山区的耕地面积占了很高的比例,大多数地区不适合大型农业机械和规模化生产,现代化水平就必然远远落后于美国。尽管如此,中国不仅产粮位居世界榜首,而且产肉量世界第一、产鱼量世界第一、产棉量世界第一、产食用油量世界第一、产羊量世界第一、果蔬生产量世界第一。与公认的全球农业强国美国相比,中国绝大多数农产品产量均处于领先地位。

尽管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粮食进口量也是世界第一,但进口主要是用于加工生产食用油和饲料的转基因大豆占据主导,在主粮方面始终具有绝对优势。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比如在2017年就进口了13062万吨粮食,其中大豆进口高达9553万吨,玉米进口283万吨,两项就占进口粮食总量的75%;而水稻累计进口403万吨,小麦累计进口442万吨,稻米和小麦等主粮作物进口量非常少,自给率均在95%以上。因此,进口主要是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口粮的安全性基本上不存在问题。

农业的功能远不止限于经济方面,还具有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多重功能。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区别在哪里?在全球化下,中国的城市工业文明、城市文明与美国和法国等国家的城市工业文明、城市文明没有两样。我们之所以是一个中国人,而不是一个美国人或法国人,是因为农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区别。当改变农业发展导向与生产方式的时候,也就改变了整个民族的文化与价值观念。

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工商业带来财富的几何增长,使中国社会形成了一种世界稀有的“贱农主义”,所谓的农业现代化就是推进农业的货币价值化而去不断社会化和去人性化,不仅忘记了农业是与每一个的生命和生活息息相关的产业,而且将植根于农耕文明的传统文化视为落后的存在,以工业和城市文化为取向,在移风易俗的名义下去改造甚至“消灭”而后快,由此造成的现代文明的危机,也是整个人类的危机。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一书中提出了“小农经营模式将逐渐消失”的判断,认为工业化、城镇化必然导致去农民化,是现代文明对传统农业文明的终结。然而,法国传统的农业经过三十年演变与休克之后的复苏,重新获得了社会、文化和政治的生命力,孟德拉斯也不得不承认是恰恰相反。

现代化进程中不难得出一个常识性的结论:对于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农业最核心的问题是吃饭。为什么对中国农业的评价会出现常识性错误?尽管农业是不可替代的战略产业,但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由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非农产业的高附加值以及增长的快速性,形成了对经济社会发展难以抵御的诱惑力,导致对中国农业战略价值和战略位置的短视。

(摘编自《中国乡村发现》)